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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采访中，吴廷俊表示，总的来说，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但在这背后，一些问题同样不能忽视。

　　吴廷俊表示，虽然新闻学科已经改变了“二等公民”的地位，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支柱的关系并不清晰。

　　“应该说，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与西方并不相同。”吴廷俊说，在西方，传播学是由政治学者、社会学者、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在研究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在引进传播学时，更多的是因为当时的新闻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。当时，新闻学只能研究党性、阶级性、阶级斗争的话题，再往前走没有出路了，“二等公民”的说法逼新闻学者必须找到一条出路，此时刚好找到了传播学。于是便将传播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搬到新闻学中来，使新闻学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。事实上，直到现在为止，国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还处于一种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关系之中。

　　同时，在专业设置上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下设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广告学和编辑出版4个专业，而这几个专业划分标准并不一致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混乱。而对于传播学的相关专业，则完全是稀里糊涂。

　　“我们曾经有过一项调查，调查显示，目前的传播学专业主要设置在专业院校里面，比如农业院校、师范院校、工程院校等。”吴廷俊说，首先，这些院校并没有设立新闻专业，这就导致了传播学教育普遍的新闻教育化。其次，在这些院校中，技术应用成为传播教育的主要去向，同时，职业教育色彩浓厚。“农业院校就教农业传播，体育院校就教体育传播，旅游院校就教旅游传播，传播是个大口袋，什么都能装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。”

　　尽管目前新闻教育规模取得了巨大的增长，但面对新形势，高校新闻人才的培养还在遵循着旧模式，没有什么创新。

　　新闻学人才的传统模式概括起来就是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，以新闻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为教学重点。“面对扩招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，在这样的模式下，我们的老师跟不上，我们的实验室跟不上，对于学生的技能训练就更差了。这显然不能适应新闻学发展的需要。”吴廷俊说。

　　目前一些国家都有适合自己国情的人才培养模式。例如美国的新闻人才培养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化倾向模式。英国则是采用学徒制的培养模式，学生必须有母专业后才能学习新闻学。日本是在大学指导下，联合企业共同培养人才。“我国的新闻人才培养到底应该怎么走，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。”

　　吴廷俊表示，目前国内有两所学校的模式创新产生了一些影响，一是他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，二是跨专业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，如财经新闻、政法新闻、国际新闻等。

　　他介绍说，华中科技大学作为一所工科学校：力图培养以应用为主、文理交叉见长的新闻人才。而他们所创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三个转变。

　　第一，从单学科教育向复合型多学科教育转变，其基本思想便是：将传统新闻学的课压缩，同时加强文史哲基础课的学习，以加强学生思辨能力和看问题的穿透力，并增加传播科技的应用课程。“从国内外的经验看，名记者大多不是从课堂上培养，而是从实践中培养出来的。”吴廷俊说。

　　第二，从侧重于技能训练转向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，不仅要培养“工匠式”的记者，还要通过学理教育使学生得到理论支撑，使学生“有后劲”。

　　第三，从廉价教育转向高投入教育。“过去新闻教育跟普通课程一样，只是课堂上的学习，并不需要实验室，但现在有一点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那就是新闻教育也需要实验室，新闻教育也是一项需要高投入的教育。”

　　而对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改革，吴廷俊介绍说，他们的特色是外语专业与新闻专业联合培养，既要外语训练，又要新闻学教育。其培养的目标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。“他们目前也有一些问题，因为一是学生精力有限，二是外语教学是传统的教学，如何变成专业的外语教学还需要继续探索，但至少这些模式是可以研究的。”

　　回顾30年国内新闻师资队伍的发展，吴廷俊说，这30年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那时的教师队伍主要构成是老的新闻工作者，他们大多来自解放区，有政治资本，有业务资本，也有教育资本，可以说是“三位一体”，王中、甘惜分便是他们的代表。

　　在这之后的第二阶段是以学术资源雄厚的教师为主，他们在“文革”前就是老师，改革开放后，很快便成为了教学骨干，比如方汉奇、张隆栋，蓝鸿文等人。

　　这些教师与王中等人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博士、硕士生，他们中间的一些后起之秀，如童兵、李良荣、刘建明等人，也很快成为了骨干力量。

　　在上世纪末，拥有高学历、新知识的教师开始逐渐增多，他们主要是由国内培养出的博士、硕士，比如喻国明、胡正荣、张国良、李彬、程曼丽等。也包括少量的“洋博士”，像郭庆光、熊澄宇等，这些人数量虽然少，但很起作用。“这个10年，中国的新闻学老师结构有了很大变化。”

　　吴廷俊说，尽管新闻学教师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，但其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。

　　首先，在这些教师中，新闻学“科班”出身的很少，很多老师都是半路出家的，从其他专业转过来，教学质量无法保证。

　　其次，海归派太少，吴廷俊表示，特别是在传播学方面，很多传播学专业的老师对于什么是传播学自己都不太清楚，这就导致我们缺乏与国际新闻学对话的足够资本。

　　第三，有新闻经历的人太少，“从事新闻教育，没有新闻工作经历的人是不行”。作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，吴廷俊说自己宁可不要博士，也要有新闻经历的老师，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，老师自己没有实践经验，怎样去教学生呢？